环球资讯：赵建：中国经济“反脆弱”

2023-06-27 03:05:52 来源：第一财经小 中

现代经济不同于简单传统的农业、工业经济，更不是厉兵秣马的战时计划经济，而是一种结构多元、关系错综、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非线性经济体。对于现代经济，风险清零是不可能的，那只能导致经济去现代化，退化到简单线性的工农经济状态。在现代经济治理过程中，只能是长期与风险共存，通过去中心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组织，以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，形成一种反脆弱的韧性循环结构。

承认风险的内生性，通过驯化小的波动和风险并长期与之并存，从而避免大的崩溃式风险和危机，这是现代风险治理观，是一种动态思维。相反，企图风险清零的一刀切做法，看似暂时清除了风险，实际上积累和隐藏了更大的风险。比如对待房地产的问题，为了清除房地产泡沫和债务，整个行业出现巨大调整，看似房价泡沫和房企债务得到了抑制，但是地方财政出现极大压力，经济出现了较大滑坡，社会出现了大量烂尾楼，实际上制造了更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。

就像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环境污染，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大城市病，资本化进程必然伴随股市波动，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伴随贫富分化。对现代经济来说，发展必然伴随一些副作用。风险型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。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和风险，反应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。从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看，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，现代化中的问题还是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。风险治理要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做到动态控制，允许一定的市场波动和可计量、可对冲的风险，在长期与风险和不确定性共存的过程中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免疫力。风险清零的思维不适合现代经济社会的治理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而且，对于一个旨在于创新的现代生态体系来说，适当的不确定性反而有利于创新的出现。农业和工业时代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线性规划的，比如农业生产中的春耕秋收，工业生产中的流水线设计。但是以人的主体性、社会的互动性、经济循环的网络结构为基础的现代经济，充满了各种变数和偶然性，很难做到静态控制和规划。伟大是无法计划的，而真正的创新是“涌现”的。在创新涌现过程中，很可能也伴随着危机的涌现。测不准是现代社会的常态，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，才让一切成为可能——好的可能和坏的可能。但至少不会平庸、枯燥、僵化。

事实证明，大部分人低估了美国等现代型经济的韧性。我们看到了美国无限制的量化宽松，无底线的债务膨胀，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，不定期的经济危机，不停歇的对外战争，不断创历史新高的股市“泡沫”，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，枪杀、吸毒、种族冲突等各种看似没有尽头的问题。然而，似乎每次美国都能从危机中快速的东山再起，迅速的修复伤痕然后重新获得繁荣。但是它的根本问题真的解决了吗？当然没有。但是它就是这样在长期与风险和危机并存中，塑造了自己独特的韧性。

塔勒布的《反脆弱》已经说得很明白：对一个系统来说，一些适度的风险和波动就像益生菌，不仅不会对系统机体造成伤害，还有利于其保持清醒和健康。现代经济社会也是如此。经济越是发达，集体主义越是被解构，个人的主体性越强，社会关系越复杂，风险就越高。风险型社会是现代经济的“新常态”，这意味着现代人在享受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，要处理农业和工业社会没有的各种风险。一个现代人必须适应满街跑的“灰犀牛”和“黑天鹅”，就像一个原始人必须适应森林中真正的野兽一样。这是现代社会的代价，你无法抗拒，只能适应。

中国经济当前面临三重重大冲击叠加的严峻局面，其中都可能与风险清零的思维和做法有关。房地产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长期调整周期，短期内很难再产生大的周期性力量。而平台经济的治理，加剧了通缩的压力和风险。当然，这些风险清零措施是否会带来长期的高质量发展，在理论上是可能的。

正如现代社会中，发展必然伴随各种问题，政策的实施也会伴随着各种副作用。尤其是在一个如此大如此复杂的国家，每一项政策都无法做到“无痛”实施。政策科学的要义在于，理解政策的不足，敬畏现实的复杂性。对于集中式、中心化体制来说，来自政策中心的指令往往是线性的、运动式的，很容易对现代复杂经济体造成意外的伤害。政策科学的目的，就是平衡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和矛盾。在坚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谋发展，以发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。坚守风险底线，当然不是将风险清零。事实上既做不到，也没有必要。

中国社会和经济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，这其实是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，是一种新常态，对此不能视为洪水猛兽。应该放平心态，通过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方式，以提高自身免疫力的方式，做到与风险和问题长期共存。同时要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——事实证明，中国最安全的时代恰恰是坚持走改革开放，以真诚的态度真正融入全球化与世界打成一片的时代。最不安全的时代恰恰是自我封闭的时代。

今天，中国经济的韧性正在显现，就是那些看不见的力量，无法用有形之手计划的力量。比如淄博的烧烤，榕江的村超，她们的繁华和热闹都不是计划出来的，而是如费孝通所说的，“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”。他们当然也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，甚至一些潜在的风险，但是却有着如此强大的、不可抑制的、伟大的活力和生命力。这是中国经济反脆弱的表现，恰恰与那些花万亿巨资但一片狼藉的设计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基于此，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。

（赵建为西京研究院院长）

（文章来源：第一财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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